人活于世，他所追求的价值，意义是什么？为自已，为亲朋，为社会，为全人类；那么，人类所追求的价值，意义又是什么呢？也许我们不该问那么多为什么，万物各自以不同的生存方式发展着自身，这种存在本身就是大千世界中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。人类作为万物所孕育出的天之骄子，能顺应变化，适时发展，良好地生存下去，便是他的价值。
论人的私性
人类是物质世界以生物进化的方式所孕育出的奇芭。人是物质世界里的一部分，那么无论其怎样发展，也不可避免地含有物质世界里所普遍遵循的规律。如：正负与男女；肯定、否定与遗传、变异。
人的私性是人生存的本能在情感世界中的反映。它是物质世界普遍联系后，而产生变化的结果在人类社会意识领域内所形成的影像。肯定自身，实现自我的欲望是人之“私性”最本质的根源。一事物成为其自身而不是它物，必有其内在的规定性。事物在这普遍联系，绝对运动的物质世界里注定要依据其自身内在的规定性吐故（无私的表像）而纳新（自私的表像），以求得自身内在能量的相对平衡。
人的私性，是人与社会产生磨擦的根本之源。然而磨擦又是事物前进过程中所不可或缺的，人行走时必定要与路面产生磨擦，人在水泥地面上走与在冰面上走的感觉完全不同。人只有在重力的作用下与路面产生适度的磨擦关系，才能走。这里的一个关键性因素便是——磨擦系数，太大或是太小都将势必影响到社会的健康发展！
影响磨擦系数的度是法制与道德。法制好比是人类社会在其之上得以运行的公路——路面的承受能力；而道德则是路面的平滑程度。
勤与惰
按人的天性来说，人是喜欢活动的；生命不息，心跳不止。人作为生命运动的特殊载体，其运动形式必然是有意识，有目的的。可人的意识常常要受制于外界的制约，这种制约合乎其意识的取向他就勤，不合乎他的意向就要惰。
社会评价勤与惰的标准，是看人的行为能否给社会创造财富。一个人对某项社会活动很勤奋，但他的行为结果未能给社会产生出任何价值，那么他要生存社会就必然要给他施加压力，把其从不能给社会产生出价值的“勤奋”中，引入一种能产生价值的社会活动中去——勤劳。
勤奋与勤劳在一定条件下能相互转化。当一个人很投入地去干某一件事，然而得不到社会的认可，物质与精神的需求得不到懑足，为了生存，他就必须向社会认可的方向去发展——勤劳；当一个人在生产劳动中对工作逐渐产生了兴趣，不仅满足了物质上的需求，同时在精神上也获得了某种快乐时，他就会为之奋斗，从而勤奋。
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，勤奋与勤劳相比较，其社会效应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。人们文化水平的相对低下，从事社会生产之工具的相对简单，再加上人们的经营理念，劳动技能也并不需要怎么复杂，因而勤奋与勤劳给社会所生发的经济能量，也就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。随着知识经济比重的逐步加大，信息流通的愈来愈快，勤奋与勤劳相比较给社会所生发的经济能量，将是显著的。在当今，只要有生产商品的工厂，其产品就必然含有科技的份量。现在，在西方一些从事生产劳动的普通工人，他可能还是一个最善于操纵电脑的高手。
当今社会之发展，正在从过去的“勤劳型经济”向“勤奋型经济”逐步过渡。过去企业主那种多从物质上给以施压，迫使其勤的方式方法，将会逐渐失去其效力。以人为本，怎样充分而有效地把员工精神上所蕴藏的巨大能量，充分挖掘出来，是未来企业所必须加以面对的。同样是去完成一项任务，消积地干与积极地干所把持的心理完全不同。消积地干追求的只是完成；积极地干追求的是怎样干，才能干的更好。
积极的心态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人潜在的能量。
善与恶
“人之初，性本善；性相近，习相远”，是国人的口头禅；西方的老马又云：“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”，“自从阶级对立以来，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、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”，“卑劣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动力”。那么究竟孰对孰错呢？本人的一孔之见，全错！前者，先入为主，缺乏根基；后者，盲人摸象，不见春秋。
善恶是一对矛盾体，统一于人们的内心世界。善是事物所表现出的对自身的肯定，对它物的肯定；恶是事物所表现出的对自身的肯定，对它物的否定。恶就好比是矛，起“毁坏”的作用；善就好比是盾，起“保护”的作用。所以，善是事物得以存在的基础，如若没有善，也就没有了确定的事物；恶是事物能够新陈代谢的前提，具有革命性，如果没有恶事物将是一种僵死的存在——没有变化，也没有发展。
善与恶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缺一不可，二者都是前进的动力，关键是要阴阳谐调！那么，人们为什么喜善而厌恶呢？因为善能引起人美的感觉，恶只能引起人丑的感觉。这种感觉就好似人多喜欢去餐馆，而不乐意去ＷＣ；但餐馆与ＷＣ在人们的生活当中，都是必不可少的。
善在现实生活中当表现为一种无为的状态——相对静止；恶在现实生活中当表现为一种有为的状态——绝对运动。因此，善与恶的共同前提都是发展——量变中的发展与质变中的发展。然而，发展又意味着要有一定的秩序，既定的规则。在社会经济领域内，竞争双方在不违反法制，不破坏道德的情形下，完全可以鼓励人们去实施“恶”的功用。因为这种恶能充分而有效地促进社会财富的合理流动，保证各经济实体在社会活动中的活力。
法制与道德
自人类形成社会以来，法制与道德便与之紧紧相随。因而，评价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尺便是——法制与道德。
人们常把一个人的大脑，比作其参与社会活动的司令部。如若这样，那么法制或参与制定法制的机构，便是社会的大脑。人的大脑在不断地进化，社会之大脑亦如此。当代社会的发展，各种机构，各种组织，其功能越来越精密，复杂。自人类社会诞生以来，刚开始，农业是其经济的惟一支柱；及至发展到现在，第二产业，第三产业，知识经济，信息时代，社会名词蜂涌而来，昨天还是林黛玉，今日已成刘姥姥。
事物愈精密，越容易出现故障，这就好似天上的卫星，其内部机构容不得一粒细微的砂子。这就需要制定法的机构，以更加敏锐的眼光，去审视社会上正在发生各种事物，以周密的法制去应对精密的社会机构。政府组织是一个维持社会系统正常运作的总管，它的下级组织单位与社会舆论体系是其神经网络，担当着收发各种社会信息的责任，以便于政府权衡利弊，作出正确的决策。社会各类学者，创新人才是社会系统的造血车间，承担着社会机体对各类营养成份的需求，起着新陈代谢的作用。
社会机体总是希望最好的营养细胞能纳入其体内，这就涉及到一种竞争机制。竞争机制是一个社会健康而良性发展的基石。事物内部所蕴含的矛盾性，决定了事物前进过程中的竞争性。一个好的竞争机制，就好似人前进中的两条腿，一条腿的进步会成为另一条腿前进的助力；反之，亦然。竞争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任何阶段，都是必不可少的。
选举制度是现代社会体系中使用相对较广的一种竞争机制。任何组织，任何机构在运用选举制度时，都必须注意两个因素：一个是外部环境；另一个是内部条件。外部环境就是指事物当时所处时空的位置。我们可以打个比喻，春寒料俏之季南方与北方的温差大约是10多摄氏度，南方或许已是风景秀丽；北方可能仍是冰天雪地。内部条件就是指选民对选举的理解能力，运用能力。把选民的理解能力估计过高，会引发社会组织体系的混乱；而把选民的理解能力估计过低，则会造成社会机体内一部分能量的浪费，易于诱发社会竞争体制的不平衡，社会的不稳定。所以，准确的对内部、外部环境的定位，是制定选举制度的一个前提。
法制是规范人与人，人与社会间之关系的总和；而道德就是其中的润滑济。评价道德的客观标准，就是看人们的行为是否有利于社会的发展。凡是有利于历史进步和社会发展的行为，就是道德的；反之，就是不道德。道德对于一个社会的重要性，就好似人对空气的依赖一样重要。道德的社会作用范围比法律更广，它能起到法律所起不到的效力。
道德伦理非永恒不变，它也要受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。封建伦理有所谓“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”的提法，可现在有不少单身贵族不愿生儿育女，社会舆论并未因而诉之为耻。封建社会人力资源相对匮乏，“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”的观念，正迎合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；现在国家根据资源配比，鼓励少生优生，“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”的观念自然应当唾弃。
国人的小农意识还很浓，遗留下的劣质属性还相当多。下面谈一点家庭。家庭是人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的温床，但在温床里躺得太久的人是缺乏活力的。在过去，社会环境的相对封闭，经济联系的相对松散，出于生存的需要，家庭成员间高强度的粘和力是必不可少的；但现在随着社会的发展，时代的进步，社会给予个体存在的空间愈来愈大，以家庭为根本生存空间的观念，是应该逐步淡化的。传统文化下所形成的“氏族本位”，“家庭本位”，与当今的时代是不合拍的。我们常常说国内的民营企业是长不大的雏儿，这此中的道理也是很明了的，国外的资本所有者，在其感觉自己已无力再驾驭其企业时，会从外边找一位能人；而国内的资产所有者，首先想到的是他会不会篡位。当然，这也不能因此而就去批判某个资产所有者，因为这里面毕竟有个传统观念，观念是需要一点一点地去改变的。
观念的形成
认识的目的是为了实践，实践又会产生新的认识；认识与认识加以比较，我们从中可以发现其相同点与不同点，这些同与不同反映于人脑便形成一种观念。如人体最适宜的温度是在摄氏25℃左右。之所以能作出这一结论，是因为我们对认识进行了比较。人体处于摄氏10℃的环境时，会觉得有些冷（一种认识）；在达到摄氏25℃时就能感受到一种舒适的感觉，可我们想：是不是再高一些感觉会更好？然而在达到摄氏30℃时，人就会觉得有些燥热（一种认识）。我们只有通过对上述的不同认识加以比较后，才能作出人体最适宜的温度在摄氏25℃的观点。
具体事物间所具有的相对性，决定了人们的认识具有相对性，而观念的形成就是对这相对性的取舍。由于在人们的思维中有个思维习惯，也就是思维方式上的惯性效应，这种效应表现在现实生活中就如同一个钟摆，围绕着一条引力线——忽左；忽右——前进、正确、错误反复回归。
这种在思维习惯中所表现出的“钟摆效应”，使我们在制定前进的路线时，当有一种前瞻意识。
论人的私性
人类是物质世界以生物进化的方式所孕育出的奇芭。人是物质世界里的一部分，那么无论其怎样发展，也不可避免地含有物质世界里所普遍遵循的规律。如：正负与男女；肯定、否定与遗传、变异。
人的私性是人生存的本能在情感世界中的反映。它是物质世界普遍联系后，而产生变化的结果在人类社会意识领域内所形成的影像。肯定自身，实现自我的欲望是人之“私性”最本质的根源。一事物成为其自身而不是它物，必有其内在的规定性。事物在这普遍联系，绝对运动的物质世界里注定要依据其自身内在的规定性吐故（无私的表像）而纳新（自私的表像），以求得自身内在能量的相对平衡。
人的私性，是人与社会产生磨擦的根本之源。然而磨擦又是事物前进过程中所不可或缺的，人行走时必定要与路面产生磨擦，人在水泥地面上走与在冰面上走的感觉完全不同。人只有在重力的作用下与路面产生适度的磨擦关系，才能走。这里的一个关键性因素便是——磨擦系数，太大或是太小都将势必影响到社会的健康发展！
影响磨擦系数的度是法制与道德。法制好比是人类社会在其之上得以运行的公路——路面的承受能力；而道德则是路面的平滑程度。
勤与惰
按人的天性来说，人是喜欢活动的；生命不息，心跳不止。人作为生命运动的特殊载体，其运动形式必然是有意识，有目的的。可人的意识常常要受制于外界的制约，这种制约合乎其意识的取向他就勤，不合乎他的意向就要惰。
社会评价勤与惰的标准，是看人的行为能否给社会创造财富。一个人对某项社会活动很勤奋，但他的行为结果未能给社会产生出任何价值，那么他要生存社会就必然要给他施加压力，把其从不能给社会产生出价值的“勤奋”中，引入一种能产生价值的社会活动中去——勤劳。
勤奋与勤劳在一定条件下能相互转化。当一个人很投入地去干某一件事，然而得不到社会的认可，物质与精神的需求得不到懑足，为了生存，他就必须向社会认可的方向去发展——勤劳；当一个人在生产劳动中对工作逐渐产生了兴趣，不仅满足了物质上的需求，同时在精神上也获得了某种快乐时，他就会为之奋斗，从而勤奋。
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，勤奋与勤劳相比较，其社会效应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。人们文化水平的相对低下，从事社会生产之工具的相对简单，再加上人们的经营理念，劳动技能也并不需要怎么复杂，因而勤奋与勤劳给社会所生发的经济能量，也就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。随着知识经济比重的逐步加大，信息流通的愈来愈快，勤奋与勤劳相比较给社会所生发的经济能量，将是显著的。在当今，只要有生产商品的工厂，其产品就必然含有科技的份量。现在，在西方一些从事生产劳动的普通工人，他可能还是一个最善于操纵电脑的高手。
当今社会之发展，正在从过去的“勤劳型经济”向“勤奋型经济”逐步过渡。过去企业主那种多从物质上给以施压，迫使其勤的方式方法，将会逐渐失去其效力。以人为本，怎样充分而有效地把员工精神上所蕴藏的巨大能量，充分挖掘出来，是未来企业所必须加以面对的。同样是去完成一项任务，消积地干与积极地干所把持的心理完全不同。消积地干追求的只是完成；积极地干追求的是怎样干，才能干的更好。
积极的心态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人潜在的能量。
善与恶
“人之初，性本善；性相近，习相远”，是国人的口头禅；西方的老马又云：“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”，“自从阶级对立以来，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、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”，“卑劣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动力”。那么究竟孰对孰错呢？本人的一孔之见，全错！前者，先入为主，缺乏根基；后者，盲人摸象，不见春秋。
善恶是一对矛盾体，统一于人们的内心世界。善是事物所表现出的对自身的肯定，对它物的肯定；恶是事物所表现出的对自身的肯定，对它物的否定。恶就好比是矛，起“毁坏”的作用；善就好比是盾，起“保护”的作用。所以，善是事物得以存在的基础，如若没有善，也就没有了确定的事物；恶是事物能够新陈代谢的前提，具有革命性，如果没有恶事物将是一种僵死的存在——没有变化，也没有发展。
善与恶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缺一不可，二者都是前进的动力，关键是要阴阳谐调！那么，人们为什么喜善而厌恶呢？因为善能引起人美的感觉，恶只能引起人丑的感觉。这种感觉就好似人多喜欢去餐馆，而不乐意去ＷＣ；但餐馆与ＷＣ在人们的生活当中，都是必不可少的。
善在现实生活中当表现为一种无为的状态——相对静止；恶在现实生活中当表现为一种有为的状态——绝对运动。因此，善与恶的共同前提都是发展——量变中的发展与质变中的发展。然而，发展又意味着要有一定的秩序，既定的规则。在社会经济领域内，竞争双方在不违反法制，不破坏道德的情形下，完全可以鼓励人们去实施“恶”的功用。因为这种恶能充分而有效地促进社会财富的合理流动，保证各经济实体在社会活动中的活力。
法制与道德
自人类形成社会以来，法制与道德便与之紧紧相随。因而，评价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尺便是——法制与道德。
人们常把一个人的大脑，比作其参与社会活动的司令部。如若这样，那么法制或参与制定法制的机构，便是社会的大脑。人的大脑在不断地进化，社会之大脑亦如此。当代社会的发展，各种机构，各种组织，其功能越来越精密，复杂。自人类社会诞生以来，刚开始，农业是其经济的惟一支柱；及至发展到现在，第二产业，第三产业，知识经济，信息时代，社会名词蜂涌而来，昨天还是林黛玉，今日已成刘姥姥。
事物愈精密，越容易出现故障，这就好似天上的卫星，其内部机构容不得一粒细微的砂子。这就需要制定法的机构，以更加敏锐的眼光，去审视社会上正在发生各种事物，以周密的法制去应对精密的社会机构。政府组织是一个维持社会系统正常运作的总管，它的下级组织单位与社会舆论体系是其神经网络，担当着收发各种社会信息的责任，以便于政府权衡利弊，作出正确的决策。社会各类学者，创新人才是社会系统的造血车间，承担着社会机体对各类营养成份的需求，起着新陈代谢的作用。
社会机体总是希望最好的营养细胞能纳入其体内，这就涉及到一种竞争机制。竞争机制是一个社会健康而良性发展的基石。事物内部所蕴含的矛盾性，决定了事物前进过程中的竞争性。一个好的竞争机制，就好似人前进中的两条腿，一条腿的进步会成为另一条腿前进的助力；反之，亦然。竞争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任何阶段，都是必不可少的。
选举制度是现代社会体系中使用相对较广的一种竞争机制。任何组织，任何机构在运用选举制度时，都必须注意两个因素：一个是外部环境；另一个是内部条件。外部环境就是指事物当时所处时空的位置。我们可以打个比喻，春寒料俏之季南方与北方的温差大约是10多摄氏度，南方或许已是风景秀丽；北方可能仍是冰天雪地。内部条件就是指选民对选举的理解能力，运用能力。把选民的理解能力估计过高，会引发社会组织体系的混乱；而把选民的理解能力估计过低，则会造成社会机体内一部分能量的浪费，易于诱发社会竞争体制的不平衡，社会的不稳定。所以，准确的对内部、外部环境的定位，是制定选举制度的一个前提。
法制是规范人与人，人与社会间之关系的总和；而道德就是其中的润滑济。评价道德的客观标准，就是看人们的行为是否有利于社会的发展。凡是有利于历史进步和社会发展的行为，就是道德的；反之，就是不道德。道德对于一个社会的重要性，就好似人对空气的依赖一样重要。道德的社会作用范围比法律更广，它能起到法律所起不到的效力。
道德伦理非永恒不变，它也要受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。封建伦理有所谓“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”的提法，可现在有不少单身贵族不愿生儿育女，社会舆论并未因而诉之为耻。封建社会人力资源相对匮乏，“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”的观念，正迎合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；现在国家根据资源配比，鼓励少生优生，“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”的观念自然应当唾弃。
国人的小农意识还很浓，遗留下的劣质属性还相当多。下面谈一点家庭。家庭是人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的温床，但在温床里躺得太久的人是缺乏活力的。在过去，社会环境的相对封闭，经济联系的相对松散，出于生存的需要，家庭成员间高强度的粘和力是必不可少的；但现在随着社会的发展，时代的进步，社会给予个体存在的空间愈来愈大，以家庭为根本生存空间的观念，是应该逐步淡化的。传统文化下所形成的“氏族本位”，“家庭本位”，与当今的时代是不合拍的。我们常常说国内的民营企业是长不大的雏儿，这此中的道理也是很明了的，国外的资本所有者，在其感觉自己已无力再驾驭其企业时，会从外边找一位能人；而国内的资产所有者，首先想到的是他会不会篡位。当然，这也不能因此而就去批判某个资产所有者，因为这里面毕竟有个传统观念，观念是需要一点一点地去改变的。
观念的形成
认识的目的是为了实践，实践又会产生新的认识；认识与认识加以比较，我们从中可以发现其相同点与不同点，这些同与不同反映于人脑便形成一种观念。如人体最适宜的温度是在摄氏25℃左右。之所以能作出这一结论，是因为我们对认识进行了比较。人体处于摄氏10℃的环境时，会觉得有些冷（一种认识）；在达到摄氏25℃时就能感受到一种舒适的感觉，可我们想：是不是再高一些感觉会更好？然而在达到摄氏30℃时，人就会觉得有些燥热（一种认识）。我们只有通过对上述的不同认识加以比较后，才能作出人体最适宜的温度在摄氏25℃的观点。
具体事物间所具有的相对性，决定了人们的认识具有相对性，而观念的形成就是对这相对性的取舍。由于在人们的思维中有个思维习惯，也就是思维方式上的惯性效应，这种效应表现在现实生活中就如同一个钟摆，围绕着一条引力线——忽左；忽右——前进、正确、错误反复回归。
这种在思维习惯中所表现出的“钟摆效应”，使我们在制定前进的路线时，当有一种前瞻意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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